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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协同。围绕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向，确保党和国家战略、规划和政策之间的相互衔接，有机配合。 组织协同。实现组织协同，关键是要配置好党政机构职能，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。要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，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重点是谋大事、议大事、抓大事，党的工作机关要带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更好发挥职能作用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。要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，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，统筹本领域重大工作。要提高机构履职尽责能力和水平，各部门要严格依照“三定”规定履职尽责，聚焦主责主业，突出重点关键，自觉在大局下思考、在大局下行动，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履好职、尽好责。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制度统一、政令统一，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做好对本行业本系统的指导和监督，地方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同时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。 措施协同。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，按照加快推进政事分开、事企分开、管办分离的原则，深化事业单位改革，着力加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强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，完善机构改革配套政策。要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，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，继续从严从紧控制机构编制。要增强干事创业敢担当的本领，准确把握新机构新职能提出的新要求。 只有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不同领域的改革措施才能不断向实现中心目标靠拢，各项改革才能相得益彰，发生“化学反应”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，并最终转化为治理效能 全面深化改革，最终要看改革绩效。绩效思维是从实现目标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能性、公平性和可持续性，思考和评判改革行为和结果。绩效思维要求在改革全过程中加强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运用到改革工作中去。 从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，战略定位、结构调整、绩效改进是一个统一整体。战略定位是前提，结构调整是基础，职能转变是关键，绩效改进是目的。战略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方向、定位和原则，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，必然引发国家与社会、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，必然引发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制度变迁，必然引发政府职能转变、体制革新和机制调整，这些结构调整会带来改革运行绩效的改进。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例，党和国家“机构和职能体系”就是一个有机的“结构”，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，最终是为了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，提高治理绩效。 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，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满意感和安全感，是衡量绩效的“金标准”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高效发展，需要在系统集成、协同高效原则的指引下，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绩效管理制度。 建立党和国家战略性绩效管理制度。在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中引入战略性绩效管理制度，党和国家机构按照管理层级对重大政策、改革举措、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开展绩效管理。将战略目标与绩效指标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报告、绩效结果运用等环节嵌入到政策制定、实施、调整和终结的全过程中，让战略目标可比可测，以结果为导向，将战略转化为行动。可试点开展“绩效评审”，以战略为龙头、实施机构为载体，分析公共部门的成本、效率、效能和质量，找出职能转变、职能转移、流程重塑、机制创新的切入点，为提高国家治理的绩效奠定基础。 破除党和国家绩效管理的碎片化。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，着力解决政府绩效管理中的“碎片化”问题，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，从新时代党和国家战略要求的高度，加大绩效管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协同性，将分头推进的机关绩效管理、地方政府绩效管理、专项工作绩效管理、预算绩效管理、政绩考核、群众评议政府等绩效管理形式，纳入统一规划、顶层设计、高位推动、协调推进。尤其要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在成本控制、预算与绩效一体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，以预算绩效为纽带，实现政策、预算、组织绩效的有机统一，实现各类绩效管理的协同整合，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。 推动党和国家机构绩效问责。夯实绩效管理的部门主责，以绩效计划和目标管理为龙头，以预算、政策和行政过程的整合为主线，加大“人、财、物”绩效的协同，建立全面全程的绩效管理机制，实现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、所有行政工作、所有公务人员，形成事前评估、绩效计划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绩效改进的良性循环。建立分层、分级的绩效指标体系、信息管理体系、标准体系和工作支撑体系。加大绩效信息公开的力度和效能，将绩效报告融入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，让人民“读得懂、吃得透、问得准”，把绩效理念融入党和国家机构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，建立绩效与财政资源、编制资源分配挂钩的机制，让绩效问责成为改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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